家族｜你会像民国无锡商会一样需要“商民保姆”吗？

近代以来，在中国民族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，荣德生等无锡大民族资本家们很喜欢称呼自己为“实业家”，能够开办机器大工厂从事生产，不仅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人生价值，也是“实业”能真实存在的基本条件。

但是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，无锡大家族的企业领袖很难兼顾政商、社会等多方面事务，尤其是在应付地方势力和党政组织的问题上，他们不仅精力不够，且并不擅长，另外很多事情也不便他们亲自出面，这时他们就需要切实、灵活的专业代理人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，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这样的代理人首先即是“商人保姆”。

荣德生

在无锡荣德生、程敬堂等工商巨子的心目中，实业与地方的关系是互融互惠的，是一种“爱乡爱族、工农兼顾”的共生状态。因此，能挺身而出向政府、执政党争取无锡商、民之权利，促进无锡经济的、社会的协调发展的，就是资本大家族巨头们心目中所期望的“商民保姆”。

1927年国民党主政后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，对资本家本人、原料供应、货币流通、市场准入等与经济有关的多方面因素加强“统治和合作，统管与合并”（简称“统合”），对经济因素的“统合”与资本家对生产要素的“控产”采取交织发展的政策，当然国民党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资本家“控产”自由的打压。

国民党在县市设立了地方政府及党部，解散商民协会，在中央则操纵了大型金融交通等企业。国民党政府、党部、官僚企业，都对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虎视眈眈，希望将手伸入荣氏集团等大民族资本企业。

申新七厂

比如1935年，申新系统除申三外“共亏200余万元”，在被资本家们称为“样样都要拿”的宋子文介入后，经过一系列波折，上海荣家企业“虽得生存”，但资金“只能依靠中国、上海两银行垫款”，并组织财团监督企业，“经营管理权”已“落入财团之手”。再如1934年底荣氏申新七厂的拍卖风波，都让荣氏企业在官僚资本、外国资本的双重打压下，挫折重重，对“控产权”的抗争屡现危机。

与党国政府交锋的坎坷经历，让荣德生等民族资本家在失望之余，也意识到在国民党的统治下，荣氏集团资产的“控产安全”随时会受到威胁，他们对党国政府的戒备心理也日渐滋生。荣氏为求“控产”之安全，一边积极结盟能够保护自己的官员；另一边则精心经营无锡、上海的地方商会和同乡会，推出自身的政治代言人，联系地方势力，影响地方政治，徐图自保。

显然，一旦当政者对民族企业进行“释放和打压”之时，政商之间如果缺乏一个中间地带，尤其是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错误，一些高级官员恃强凌弱、侵蚀民企之时，这些恶劣影响势必都会直接落到工商业者头上，且没有缓冲和扭转的余地。

民国无锡商会的成长，以及擅长与政府打交道的钱孙卿的出现，正好成为党政势力与资本家族之间最好的缓冲地带，钱孙卿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地方大家族的“商民保姆”。

在民国时期，无锡以区区一县就能获得非常辉煌的工商成就，一方面，这与无锡涌现出了周氏、杨氏、薛氏、荣氏、唐蔡、程唐六大民族资本家有关；另一方面，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着意构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，也对无锡的工商成就功不可没。

钱孙卿一生以“爱乡土、爱乡人”为人生目标。他不但积极为无锡各大家族处理好与地方、中央的政商关系，协调各大家族的内部问题，以减轻资本家发展企业的后顾之忧；还不时为民请命，向政府争取合法权益，成为了极受乡人尊重的、为民国无锡经济发展服务的“商民保姆”。

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关于钱孙卿这个“商民保姆”究竟做了什么以协调无锡大家族和地方、中央的政商关系，他是如何为民请命的，敬请关注家族栏目下期内容。

（作者：周孜正博士，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、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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